趙光義于「燭影斧聲」之中登極為帝，是為宋太宗。

宋太祖開創的以親兵衛士充任管軍的模式仍為后代君王所沿用，特別是太宗繼位時，高度概括了太祖朝的政治原則，同時表述了新朝所著意努力的方向。

太宗仍保留和提升了一些太祖朝時期的將領為管軍，繼位之后，沿用了太祖時期的管軍，還優給賞賜，給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白銀600斤、殿前都虞候李重勛賞銀300斤。

二人于太平興國三年（978年）先后病逝，隨后，繼任的管軍大多是太宗任殿前都虞候時期的「親信部下」，如崔翰、劉廷翰、范廷召、孔守正等先后任殿前司管軍。

此后的管軍除授趨于僵化，大都「循資格」、「循次稍進」。

這種僵化的制度也成為北宋在對外戰爭中屢屢失敗的原因之一。如殿前都虞候葛懷敏，其人「猾懦不知兵」。

西夏入寇，宋廷任命葛懷敏為涇原路兼招討、經略、安撫副使，主持對夏作戰，其并非領兵出戰的最佳人選，「天下皆知其不可」，但出于「循資格」的選將標準，「舍懷敏，別未有人，難為換易」。

最終，在定川寨一戰中，葛懷敏等十六位將帥兵敗被殺，宋軍全軍覆沒。

除按資升遷外，三朝同樣超擢親衛、外戚等近幸群體。

宋太宗高粱河一役失敗后，將目光再次轉回朝堂，「時時刻刻以預防奸邪制造的內患作為他的創制立法的根本所在」。

進一步防范武將，更加傾向于拔擢能力低下但熟悉可靠的親衛掌握兵權，也不愿承擔啟用他人造成的兵權旁落的風險。

太宗的「防弊」思想，在淳化二年（991年）對近臣的一次談話中表現得最為明顯。

與宋太祖一樣，太宗也更信任潛邸時期的親兵衛士，并多以這個群體典領親軍。

和「親信部下」相比，這些親兵衛士晉升更為迅速，「凡東宮僚吏，一概超遷」。

太宗即位之后，這些人甫由親衛而升為殿前諸班直，進而一步登天為管軍。

如傅潛，「太宗在藩邸，召置左右」，雍熙四年（987年）擢升為殿前都虞候，端拱元年（988年）再升為殿前副都指揮使。

端拱二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，淳化二年升任殿前都指揮使。

王昭遠，「事太宗于晉邸，特被親遇」，端拱元年遷殿前都虞候。

淳化二年超遷殿前都虞候，再升殿前都指揮使。

真宗朝政治保守，處處嚴守太祖、太宗朝故事，對殿前司管軍的除授繼續偏向潛邸親兵，并成為慣例，「祖宗以來，多命近臣統領軍旅」，漸漸形成了宋代的「祖宗之法」。

咸平四年（1001年），被超擢為殿前都虞候。

景德二年（1005年）升殿前副都指揮使，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年）再升殿前都指揮使。

天禧三年（1019年）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，再升殿前都虞候。

宋仁宗趙禎登極時年僅十三歲，由皇太后劉氏「權處分軍國事」，對殿前司管軍除授上仍沿用原真宗襄邸親衛。

如楊崇勛，「事真宗于東宮」，在仁宗繼位后被授殿前都虞候、殿前都指揮使等職。

仁宗朝時升為殿前副都指揮使。

此外還有鄭守忠，「皆奴才小人」，仁宗朝時也升任捧日、天武四廂都指揮使、殿前副都指揮使。

仁宗潛規模邸狹小，僅十數人，整體上仍處于無人可用的境地。

明道二年（1033年）仁宗親政后，僅有張孜（茂實），升任殿前都虞候，為了繼續控制禁軍，不得已大量起用外戚姻親典掌禁軍，「以兵權付之近戚」。

仁宗雖然十分尊重文官政府，對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也多聽從勸諫。如對寵妃張氏伯父為三司使的任命也可在包拯、唐介等文官的勸諫下收回，一些內降指揮也多被大臣封還。

但在除授外戚管軍這一問題上，即使有大臣搬出「祖宗典故」，「臣伏聞祖宗典故，宗室姻戚，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，」仍不能動搖仁宗的決心，仍然「刻意擢用外戚為三衙管軍」。

先后有李用和、李昭亮、郭承祐、李璋等人先后位居殿前軍管軍高位。

特別是李用和，李用和是仁宗生母宸妃之弟，明道二年仁宗親政后，在一年的時間內就由考城縣兵馬都監超擢為殿前都虞候的高位，慶歷二年（1041年）再升殿前副都指揮使。